孟子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从理论上做了充分的表达与系统的论述。
[38]具体说，经学是四部的总纲、主脑，这与秦汉以后儒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主体密切相关，它凝聚着华夏文明根源性的基本价值理念、原创思想观念。由于章太炎的声望和影响，国故一词开始广为人所接受。
西晋荀勖xù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本来不属于‘认知范畴的学术强行纳入到‘认知性的学术范畴之中，从而导致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人为中断。而儒学完成，则又确始于孔子。但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却还以为没有打破的必要，因为有他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存在。[47]梁涛：《国学、经学与本体诠释学——成中英教授访谈录》，《国学学刊》2010年的1期。
[45]对此，有人指出： 以上学者对经的研究呈现出不期而遇的一致性，即是要否定经、打倒经。而国学则是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进行的研究。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内圣外王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港台和大陆新儒家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也存在很大争议。
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近思录》卷五《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朱熹说：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摘要：明清以降，儒学由于内部蜕变和外部多次冲击变成了游魂，面临着现代转型。（《孟子·离娄上》）显然，他凸现的是圣人的人伦道德方面，把圣王的外在事功回落到了内在心性方面，但仍然以尧舜圣王为道德楷模和政治典范，期望现实中的君臣能够效法圣王之道。
尽管历来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都难以否认孔子通过六经，述而不作，开创了儒家学统，彰显了儒家道统。大致来说，汉唐时期的儒家侧重外王一面，注重制度建设。
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1912年教育改革过程中决定从小学到学都不专设经科，儒学及其典籍只是作为历史上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和学术思想分别在哲学、史学、文学等学科中被学习研究，使儒学丧失了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当时袁世凯利用孔子和儒学制造舆论，引起由梁启超担任撰述主任的《大中华》杂志和著名记者黄远生为代表的批评儒学，反对尊孔复古，反对袁世凯利用儒学作为复辟帝制的工具及回复儒学在国家社会社会中指导地位的思想论战。荀子通过对圣与王的分疏，试图使圣与王二分的情况下得以整合。
孟子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从理论上做了充分的表达与系统的论述。到了明末清初,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又针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偏向，将儒家的内圣转向外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又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由此而人生之一切行道而成物之事，皆为成德而成己之事。
……公羊学把内圣外王看作是平列对等的结构关系，运用的实际上就是新儒学所提倡的‘对列之局的思维方式。总之，从内圣外王的角度来看，心性儒学是内圣之学，政治儒学与社会儒学是外王之学。
在儒学内在学术理路及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几千年的儒学传统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又受到来自外部多次冲击，其中值得提及的对儒学致命影响的有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临时约法》的制定，从法律上、政治上确立了以民主主义思想代替儒学为国家社会指导思想的方针，使儒学在两千多年来首次丧失了官方学说的垄断地位。事实正是这样，孟子内圣之道即是其仁德修养论，诸如仁也者，人也。
（《朱子语类》卷三十四）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宋明时期, 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 总体上大都偏向于内圣之学, 如二程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史载元帝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提出建议宣用儒生。但如果从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来看，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即内圣与外王是不可分割、共为一体的。《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中心环节或轴心是修身，以修身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修身，离开修身的格、致、诚、正都失去了意义。笔者试图从儒学的核心结构——内圣外王之道提出当代新儒学重建的基本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因此，修身作为八条目中心环节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励等人，他们参照西方民主和科学精神，从西方新实用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哲学入手，寻找中国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契合点，努力使内圣与外王在新的时代重新统一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内圣之作为本是不变的，所以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守持内圣之本，赋予外王新的内涵，提出了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路。
《大学》三纲与八目的关系是——明明德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相对应，修养途径是知、止、定、静、安、虑、得，都是修身份内的事，是属于内圣方面的。所以，今天的思想整合还应该以中庸之道为基本途径，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
即根据人的个性、气质，特别是性格、心理的弱点有针对性的进行心性修炼，以达到提升整个的人生境界。具体地说，在在思想（理性）层面，以儒学为主体，向左吸收马克思主义，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其他各种有益的思想，然后整合成新的思想体系。
但在现实中圣王一分为二，所以孔子在理想上强调内圣外王的统一。内圣外王的渊源就是古代圣王。在儒家看来，古代圣王代表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但此觉悟，则纯是内在于人自己的。
而黄宗羲也批评理学、心学的空疏之风，进一步凸显了外王理想，他批判君主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主张天下为公，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方略。现代新儒家所做的努力就是要返回到儒学的生命之本以开出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民主、科学的新外王来。
他们认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是中国文化道德精神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从中国历史文化之重道德主体之树立，即必当发展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乃能使人真树立其道德的主体。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说,其大意是指道德良知通过自我否定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有执，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可以看出，《天下篇》作者诠释的内圣外王之道是由圣王到内圣＋外王的历史演变。
《荀子·解蔽》云：曷谓至足？曰：圣[王]也。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说，以儒为主体，以道、佛为调节和补充，以法家为实行，形成了一个互动互助的四维结构形态，而儒学又在漫长复杂的文化演进过程中，起着一种制衡作用，通过与时俱进，满足社会的要求，在维护与整合不同文化因素的前提下，不断更新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并发、并行，而以儒居中制衡的独特形态。概言之，内圣是仁所培育的精神修养的至高境界，外王则是仁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发用，二者皆以仁为原则和根基。
另外，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改而强调由内圣曲通开出新外王。这样一个总的大趋势，则是可以断言的。
所以罗根泽说：孟子之学，修身治国经世致用之学也，非空谈心性之学也。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也面临着现代转型问题。
总之，传统儒家主流把内圣外王表述为内外、体用、本末的关系，强调以内圣驾驭外王，用道德精神指导外王事业。外王，是在政治之外尽王者之制：内圣与外王之间没有体用因果关系，而是平列对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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